在30岁之前，曾国藩被认为是一个平庸的人。他科举道路坎坷，一共考了17次秀才考试，直到第7次才勉强中了一个秀才。他的智商并不是特别高，他的父亲曾麟书读书时就很笨拙，从十几岁开始考秀才，一直到43岁都没有中过，只有最后一次终于中了一个秀才。曾国藩自己也经历了类似的困难，在第6次考试后还没有成功。

在北京做官前夕，曾国藩性格上有很多缺点和毛病。他每天用于社交的时间特别多，对读书时间不够重视。在日记中，他自我总结称自己40天放假期间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写了一些家信而已。曾国藩傲慢、修养不好、脾气暴躁，有一次甚至因为意见不合与同乡郑小山发生争执，并且说出侮辱性的言语。

然而，这个平庸阶段改变了。一生中的关键转折点之一，是他见到了许多大儒和大学者，这让他受到了启发。此时，没有再需要担忧八股文的压力，他得以从容地研究一些学问。那时候的一个读书人必不可少的是要研究理学，每个人通过自我磨炼都可以成为圣人，每个人都有圣人之志。这促使30岁左右的曾国藩觉得三十而立，不再混下去，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学做圣人。

他用工整的小楷记录下每一天的事务，无论是早晨第一件事还是晚上最后一件事，以及所有不符合圣人的行为，都要痛自反省。他设定每天一定要完成的目标，如阅读史书10页或练习作文等。这种日记记录提高了他的工作效率，让他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经过深刻反思，曾国�phan意识到必须改正过去的一些错误，比如那次与郑小山打架的事情。他立刻向郑小山道歉，并主动赔礼道歉，最终两人和解。这标志着他开始走向一种更加真诚、谦逊的人生道路。

关于经济收支，我们可以看到两江总督时期的情况。当年财政赤字为333两5钱4分，而当时一个京官只有155两收入，即使这个数额只是名义上的工资，但实际情况远远低于此。而规费收入则是18万两，使得他的生活水平应该提升。但实际上，由于朴素无华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水平似乎并未显著提高。在外界看来，即便身为高级官员，也穿衣简陋且油渍斑斑。

另一方面，当我们看到总督府女眷定下的工作日程表，我们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全天忙碌于纺织、刺绣及其他手工活。这显示出尽管家境富裕，但家庭成员并不享受奢侈舒适，而是以勤劳为荣，为节约尽可能减少非必要开销，以体现其清廉本色。不过，这种严格要求也显示出“浊”的面貌——即对权力的滥用以及对于公共资源的大量消费，其中包括对妻子们的手工劳动所需材料及燃料等消耗，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污染”社会正常秩序的情形，不仅影响了普通百姓，还损害了国家财政状况。

因此，可以说尽管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清廉，但同时又存在着滥用权力和挥霍公款的问题，这使得人们对其评价褒贬参半，将其描述为“内方而外圆”的非典型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