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到1922年，刚刚诞生的苏联为抵抗外国武装干涉和消灭国内军队进行了国内战争。

粮食日益短缺，1919年1月11日，苏维埃政权，颁布有关余粮收集制的法令，规定国家所需要的粮食数额就是必须征集的“余粮”数。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额交售全部余粮按规定价格给国家。国家实行对粮食的垄断政策，不允许私人买卖。

按政策，农民必须按规定价格向国家交售粮食，并可按固定价格购得工业品，随着国内战争展开，国家无法供应工业品，卢布迅速贬值，农民实际无偿交粮食给国家。推行严惩损害农民的利益，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缓解城市饥荒，保证前线红军的粮食供应成为扭转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余粮收集制是战时主义政策的一种，是十月后新生的苏维埃为了在国内战争以及抵抗帝国主义干涉中保卫成果而在农业方面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即各种农产品除了口粮和种子之外，全部都要上交，由政府付给一定货币，实际上和无偿征收没有区别，以此来补充前线所需。

依靠余粮收集制，苏维埃政权有了足够的粮食，很快了敌人。但由于实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管理，部分地区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式，结果激起了农民的反抗。直到1921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余粮收集制最终被粮食税所取代。

目的

为保住政权，打赢内外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联政府实行了“战时主义政策”，其内容包括禁止粮食买卖和余粮收集制。

1919年1月11日，苏联政府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交出余粮和部分口粮支援红军和工人，为落实法令还派出了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最后征粮队常常将农民的种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并将相当部分的中农甚至贫农当做富农惩处。

战时主义政策引发了农民们的不满，出现了不愿种粮或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等不合作行动，苏联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比战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

最终在1921年酿成了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

会议通过决议

1．为了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正确和安心地进行经营，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以及为了确切地规定农民所应担负的国家义务，应当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作为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

2．这种税的税额应当比以前用余粮收集制的方法所征收的少。税收总额应当满足军队、城市工人和非农业人口的最低限度的必需的消费。当运输业和工业的恢复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通过正常的途径，即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作交换的方式取得农产品时，税收总额应当随之不断减少。

3．征税方式是从农户生产的产品中按百分比或一定比例提取，征税时要考虑农户的收获量、人口和实有牲畜数量。

4．税额应当具有累进性质；征收中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税额百分比应当低一些。

最贫苦的农户可以免缴一些实物税，有特殊情况下可以免缴全部实物税。

扩大自己的播种面积以及提高自己整个农户生产率的勤恳农民，在缴纳实物税方面应当得到优待，或者降低税率，或者部分地免税。

5．税收法的拟定和公布的日期，应当使农民在春耕开始以前就能比较确切地知道他所应当缴纳的数额。

6．向国家缴纳产品税，应当在法令确切规定的一定期限内完成。

7．应缴实物税的税额按农村联合组织（村社）计算。在农村联合组织内部，税额在农户定产之后，根据第3条规定的一般标准，在各个农户之间分摊。

为了监督税收标准的实施和税款的征收，应当按不同的纳税额分别成立当地农民的民选组织。

8．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可以用来改善和巩固自己的经济，用来提高个人的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

交换允许在当地经济周转范围内进行。

9．为了供应最贫苦的农民以及为了交换农民在纳税后剩余的、自愿售给国家的粮食、饲料和原料，应当建立专门的农具和日用品储备。这种储备应当包括国内的产品以及用一部分国家黄金储备和一部分已收购的原料从国外换来的产品。

代表大会基本上同意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各项原则，责成党的中央委员会迅速将这些原则加以协调，仔细研究实行实物税的形式，并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实施相应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