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明的深邃历史长河中，考古学的渊源不仅丰富而且多样。近年来，在中原地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太湖流域、山东半岛、四川盆地及岭南地区连续发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中心聚落和超中心聚落，这些遗址如同星辰般点缀在中华大地上，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文明图景。

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

邵望平

第11——30页

作者回顾了学者对《尚书·禹贡》成书年代的研究，并指出这些研究存在局限性。通过对中国史前原始文化的梳理，作者认为《禹贡》的记载并非完全虚构，而是基于公元前2000年的实际情况，但其知识水平远低于战国时期的地理认知。在山东地区的考古发现显示，《禹贡》中的记载与实证相符，尤其是三个东夷支系的地位，与考古分区基本吻合。例如，《禹贡》提到的荆、扬二州进贡象犀孔翠以及豫、兖二州盛产漆竹蚕桑，是真实可信的事实。此外，“降丘宅土”可能代表龙山时代至商代黄河下游先民生活特征；“淮夷虫宾珠及鱼”可能指徐州特产厚壳蚌制品及鳄鱼皮；“岛夷卉服”则记录舟山岛民气候条件下的风土习俗等。这一信息提示我们，《禹贡》的“九州篇”反映的是公元前2000年间中华两河流域的人文地理记录。

尧舜禹对苗蛮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探究

石兴邦, 周星

9——27页

文章首先论述了尧舜禹三代父权制下的部酋，对苗蛮诸部族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如何塑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背景和国家形态。分析表明，苗蛮集团及其文化早已与北方黄河流域产生联系，其文化分布与屈家岭文化基本吻合，从而推断苗蛮集团经过发展成为强大的部落群体，如灌头、三苗等均为不同氏族部落名称。

中原华夏集团在考古学上的文化背景主要体现在晋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这些都反映了一种不断扩张和兼并导致部落联盟形成的情景。在这种环境下，以宗教理由掩盖财富和奴隶欲望引发的大规模征服异族战争，最终以北方联盟胜利结束，此类战争已经不是血亲复仇，而是为了掠夺奴隶和财富的大规模征服。这次冲突促使社会变质，使异族间杂居，同时也引起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大交流，大发展，最终形成了华夏集团核心联合东夷融合苗蛮，这便构成了中国三代文明民族背景。

从我国古史传说看原始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国家过渡

刘毓璜

84——94页

本文根据古史传说和考古资料，对我国原始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国家过渡提出了一系列批判意见。作者认为，我国传说中的远古世系既有真实之处也有虚幻之处，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结合，将传说的历史序列安排得通顺，有助于理解该时期阶级差别扩大的过程。大汶口文化遗物展示出的阶级矛盾虽然显著，但还未见早期国家痕迹；黄帝时代龙山文化虽见个体经济冲击但仍无早期国家迹象；颛顼帝喾时代尧舜时期虽示始步解除氏族制度但仍未进入早期国家阶段。我国最早创立者非实行世袭制夏启，而应是具有最后军事统治身份且拥有驾驭社会力量能力的禅让开端者，即神话中的伏羲或神农。但他作为开创新纪元的人物，是被后人尊奉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祖先之一，他所建立的小型初级农业村庄，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农业基础，而且确保了社会稳定，为后来的更高层次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因此称炎帝或黄帝为中华民族祖先并不为过。而他们所代表的祖先们，在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即炎、黄时代，为中华民族奠定了一片广阔辽阔土地，让人类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无疑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