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是贵州平远人，1853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不过，由于母亲去世，丁宝桢不得不辞去官职，回到老家为母亲守制。在为母亲守制期间，他立即散尽家产，为抗击苗民教匪的叛乱组建了一支800人的队伍。

后来，被朝廷调往岳州知府任上，这支军队怎么办呢？总不可能拖到岳州去吧？丁宝桢只好忍痛决定就地遣散。然而，由于之前一直拖欠饷银，处理不好分分钟闹出兵变。他掏出500两银子，对士兵们说：“与诸君共事久，我今库馈诎，有何面目见君？”听了他的话，大伙儿感动得哭了：“公毁家纾难，我等敢他求乎？”士兵们纷纷离开，一场遣散风波就此化解。

1863年，当丁宝桢升任山东按察使时，他拒绝给僧格林沁亲王留座位，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僧格林沁亲王看重丁宝桢的刚强，不但给他留了座位，还以礼相待。这还没完，在四川总督任上，他改革盐政、整饬吏治、修理都江堰水利工程、兴办洋务抵御外侮，其政绩卓著、造福桑梓、深得民心。

1886年，当四川总督时，因病逝世，但他的遗作仍在影响着四川乃至整个国家。《清史稿》评论他：“政尚威猛。”其家族规则也流传至今，其中关于修身正心和爱民养民等方面的内容尤为重要，并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一，要修身正心，这是为官的基本前提。个人的身心修养，是齐家的基础。丁宝桢告诫儿子，“居官之要”就在于“和以待人，忠厚居心”。他自己也常常“深自刻责，时时省过”。

其二，要爱民养民，这是为官第一要务。他认为“民为国本”，爱民养民，就是报效国家的一切。在治理黄河水患、筹措西南边防等工作中，都以百姓利益作为衡量标准。他还叮嘱年轻从政者，“吃苦耐烦，以百姓为心”。

其三，要廉洁奉公，这是为官基本操守。不仅自己要严以用权，同时更要严格约束家人和亲属。他告诫儿子，“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坚决反对收受贿赂。

虽然口头上的说法容易，但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就不那么容易; 为百姓做一件好事容易，但一生坚持做好事就不那么容易。不忘初心，就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做实事，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新中国历史中的典范人物——丁宝桢先生。而他的精神在今天社会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