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我国古代家庭的生产、生活和生育周期时，我们不仅要关注其内部结构，还需要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特别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即1700年左右，当时世界正经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变迁，这些变迁对我国乃至全球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想探讨如何将这些世界性的大事件融入到对我国古代家庭生活方式的研究中。

首先，我们来看看以“年”为单位安排长时段计划的情况。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耕技术决定了农业生产周期，而这个周期又是由自然季节所决定的。春播夏管秋收冬藏，每个季节完成特定的作业，是一年中的必然过程。而这一切，又都是围绕着阴阳五行之变化来安排和调整的。这一点在《周礼》、《吕氏春秋》等文献中有详细记录，可以看出，早期文人对于时间管理有着非常严谨和科学性的认识。

然而，与现代社会相比，我国古代家庭并不是只负责生活和生育两项职能，其还承担着重要的一部分生产职能。这种全方位职能使得家户成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由于人口生育也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它也被纳入到了长时段计划之中。

接下来，让我们转而考虑以“三”为单位安排家庭生活计划的情况。在先秦时期，“休耕制”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即每三年轮换一次土地，以保持土壤肥力。这一制度虽然后来逐渐消失，但它留下了一种心理模式，即将某些事情按照三个年的循环来规划。这一点在家族婚姻策略上也有体现，比如说，一般会选择合适的人选，并且会根据三年的周期来安排婚事，这样可以确保家族财产得到稳定保护，同时也能够顺应天地自然规律。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以“十八”为单位安排人口生育计划的情况。这是一个更加宏观层面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家族乃至族群发展的问题。在传统中国文化里，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完整的人生成命周期是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再过四十岁才算完全成熟，所以在一些地方甚至还有这样的风俗：男子四十岁才能娶妻，有孩子的时候要等儿子满十六岁再娶女儿。如果把这一点放到更大的时间框架上，也就是十八年，那么这就构成了一个比较长远的人口政策规划，其中包括了结婚年龄、子孙继承权等多方面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家庭在面临1700年世界历史大事件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机遇时，其生产、生活与生育周期展现出了独特且富有韵律感的性质，它们既受限于当下的环境条件，也预见到了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从而形成了一套基于自然规律与人类智慧结合起来的人类行为模式。